我一向認為拆毀天星碼頭，是政治考慮多於一切。一個本地意識的搖籃，一個昔日殖民地政府刻意樹立的地標，不可能見容於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現政權。今日安徒的文章，正正道出我感受，轉載在此，與大家分享。
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是鐵一般的事實。無論站在經濟抑或政治考慮，香港都不可能離中國而去。只是，香港主流社會卻一直甚少有熱烈的解殖討論，有的，亦只是土共的大漢沙文主義式去盲目殖民化。
英國殖民統治香港一百五十五年，既遺下不少殖民禍害，但同時帶來西方的文明、法治和效率。因此，在香港解殖，目標並非掃除一切與殖民統治有關的事物，而是徹底反思殖民統治對香港社會帶來的各種影響，取長補短，並建立一個新的香港人身份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可坦然面對我們的過去，只有這樣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才不置成為空談，否則，我們不過是一群沒有過去（全都不見得光的）、沒有現在（無法當家作主）、沒有未來（消滅香港就是現政權的目標）的流徙遺民，一國兩制亦不過是一個騙人的笑話。
香港人，請不要成為歷史書本上消失的一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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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載獨立媒體：安徒《天星──香港意識的搖籃》
今年是二零零六年，也是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四十周年。當年一名香港青年蘇守忠，孤身在中環天星碼頭發起絕食抗議，聲援洋人市政局議員葉錫恩發起的反加價簽名運動。
一九六六年，另一名青年人曾鈺成，正就讀香港大學一年級。
一九六六年，再有一位剛從港大畢業的青年人孫明揚，正式加入殖民政府。
一九六六年，又有另一位沒有考上大學的青年人曾蔭權，向殖民政府遞上求職表格，翌年終於受聘加入殖民政府服務。
一九六六年，是香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，也是上述幾位青年人的人生交叉點。
蘇守忠以一名華人青年的血肉之軀，和平地抗議殖民政府施政，不料一石激起千重浪，引發九龍地區自發的人群示威。警察強行彈壓，引起廣泛騷亂，一死數十傷，先後上千人被捕。原本出身於英中名校聖保羅的曾鈺成，目睹殖民政府殘酷鎮壓青年，萌生反對殖民統治之意。畢業後投身左派愛國隊伍，以愛國反殖為職志。
另外兩位青年人，則對殖民統治的醜惡一面視若無睹，對本地其他青年萌發的反殖意識不為所動，一心實現當時殖民地下打皇家工的的最高夢想，選擇為英女皇服務。
上述幾位青年人，原來成長於戰後香港國共對抗、冷戰對立的思想政治氛圍下。他們所認識的政治，差不多完全套上了不是共匪，就是蔣幫的二元對抗的有色眼鏡。當時的香港青年們，或為沉重的家國情懷而變得傷感，或因過重的無力感而頹唐放縱，各走極端。意識形態的桎梏，扼殺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獨立思考能力，他們也不相信能夠改變殖民政權勾結高等華人商賈的不良施政。順民心態泛濫，華人除等待洋人議員葉錫恩的良心請命外，絲毫沒有市民應該當家作主的意識。
天星碼頭上演的蘇守忠抗議事件，非因意識形態教條，非因家仇國恨，而是平白踏實地本於民生疾苦，社會公義。他單身以獨立人仕身份，直接挑戰殖民政治施政的不合理。史家已認定，天星加價事件，是整個六、七十年代本土社會運動的第一聲，也是香港戰後土生土長一代人的本土意識、本土社會關懷的萌發點。因此，也可以說，天星碼頭正是香港意識的搖籃。
沒有四十年前的天星事件，我們難以想像往後整整十多年，風起雲湧的六七暴動、中文運動、保釣運動、反貪運動。沒有這些運動，香港的廉政改革，社會改革也不會加速進行，逼令一個夕陽殖民政府，在餘下的歲月，建成今日這個相比起來較為公正、合理和健全的香港。
事實上，天星加價事件如果是一個香港的集體記憶的話，它絕對是屬於孫明揚、曾蔭權、曾鈺成這一代人的，而遠遠不是這幾天以來風餐露宿在推土機前的今日年青人的。
然而，這一輩人原來擁有的這份集體記憶，卻沒有令今日掌握了後殖民地時代政經體制權力的要人，在這個重要日子，對四十年前香港反殖民意識萌生的歷史事蹟有所反思，對當日做成一人死亡，多人受傷的事件，沒有任何悼念。相反地，這個見證了香港意識和本土身份萌芽的天星鐘樓，在不絕的反對聲中，不消半日就化為塵土，時人對此大惑不解。
正如George Orwell 的名言： “誰掌握了過去，便控制未來；但誰掌握了現在，便控制過去。” 但是，記憶與遺忘是並存並生的，控制過去，不單關乎如何記憶過去，也關乎如何遺忘過去。所以，剛建成十年的金紫荊廣場可以花上近億元重修，但真正吹起本土青年第一聲反殖民主義號角的中環天星碼頭，卻急於被送進垃圾堆，那又豈是一項拆卸工程那麼簡單？
事實上，與其說對天星鐘樓所作的是一項拆卸工程，不如說是一項 “洗底工程” 的重要一環。一如電影<無間道>當中的劉健明，決心要消滅任何關於自己曾另有効忠對象的人證、物證，不希望有人記起他的過去。香港這一輩在一九六六年走上他們的人生交叉點上的青年人，今天都忙不迭去使這個令他們尶尬的年頭被淡忘、遮抹。要被洗掉的記憶，不單是孫明揚、曾蔭權在當年高漲的反港英殖民政府浪潮，警察鎮暴的催淚彈硝烟中，加入殖民政府為英女皇効忠的尶尬史實，也包括六六本土青年反殖騷動，間接剌激六七左派暴動，把曾鈺成等愛國左派青年，帶入迂迴曲折的歷史深淵的史實。
前殖民地的華人高官，無人有勇氣反思在殖民壓迫中為女皇効命的過去；愛國左派也無人樂於檢討自省，六七十年代自己的迷亂錯失。當時他們雖然分別站在兩個針鋒相對的立場，但同樣的是，他們今天都無意坦盪盪地，翻起那段早已塵封的記憶，也無意帶領香港下一代，去真正反省和總結歷史。他們寧可以空洞的放眼將來的口號，不斷向香港下一代散播歷史健忘症的病毒。試問有這種受 “洗底情結” 困擾的特區領導人和當權派，又何會鍾情於保護天星文物？
然而，六十年代並不是這批 “殖民” 及 “反殖民” 的精英和權貴所壟斷的，六十年代也是廣大的其他香港青年人，在反覆跌盪中探求獨立思考途徑的年代。蘇守忠在天星事件所示範的抗議精神，正是香港新一代非左非右的獨立思考、批判精神和本土意識的典範。它在冷戰時代令人窒息的意識形態桎梏中，尋求自身的解放，以本土民生實務為本，擺脫來自左右的政治操弄，宣示殖民地下被剝奪了的公民權利和責任，為香港文化主體性奠下基石。
六六天星事件，啟發了往後既非投身盲目愛國左派，也非與殖民政權同流合污的另類青年政治選擇。然而，這種在天星抗爭中展現的非左非右，立根本土的反殖民、求自主的公民意識，卻是往後的愛國主義左派諱言迴避，也是當前手掌權力的 “前殖民／前反殖” 權貴們，推行了上十年的 “洗底工程” 欲除之而後快的。
所以，在行政、技術和經濟能力，完全有時間、空間去作臨崖勒馬的決定而不作，或許是發展主義、土地價值等大脈絡底下必然的產物，然而，更深層的原因，恐怕是某部分晚殖民青年一代，恥於面對自我的精神虛弱癥候吧了。
